进入5月下旬，借读费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先是《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山东荣成一学生上书质疑学校收取借读费的合理性，却遭到学校的报复，借读费由1万涨到了1.6万元，该学生不得不办理转学手续。紧接着，《新快报》又披露一条消息，广州某些小学的借读费在一年之间疯狂上涨将近10倍，令外来务工人员愁眉莫展。
 
    两条新闻中有一个微妙的共通之处，就是两地教育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异口同声地表示，收费是合理的，而且都有政策依据。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舆论对借读费会有如此强烈的反感和疑问呢？

　　与全民喊打的择校费不同，借读费的身份的确比较含混暧昧。首先它是一种见诸法律的、得到合法命名的教育收费项目，法律依据是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和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按照这些政策法规，借读费在全国范围内已有十多年的收取历史，因此存在着某种正当性和延续性；但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于近年来又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实现教育公平，如财政部2004年有关文件规定，对在城市中小学就学的农民工子女，其负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要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一律不得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教育部同年也发布一项“意见”，要求各地取消城市务工者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从现实层面看，武汉、厦门、大连等中等城市相继取消了借读费，赢得了农民工的广泛赞誉。但与这些城市相反，更多地区的借读费不仅继续收取，甚至连年暴涨，成为横亘在外来务工人员面前的一道壁垒。不夸张地说，借读费、择校费这类涉及教育的高昂收费项目，已经成为户籍制度的现实替身，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融合。

　　在教育领域，存在着不少借读费一类的现象，它们具备政策合理性，却又显然违反公平原则、国民待遇、人文关怀等时代重大价值命题，它们体现了急剧变化的时代里，僵化体制与价值变迁的冲突、美好愿望与现实困境的冲突、部门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立法滞后与政策越位的冲突。在这样的冲突背景下，许多教育机构和学校利用法规的含混和漏洞，狮子大开口一般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极大地降低了这些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幸福感。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当务之急是教育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借读费大清查，严厉整肃违规收费、越权定价的问题，但更重要的策略则是清理我国的教育法规，协调不同时期的政策文件，努力实现法律层面的一致性，尽快改变“政策合理性”背后地方政策自身的不合理、不合法的问题。

　　表面上看，借读费只是一种受到争议的教育收费问题，可以通过教育机构的自我修正来解决，但实际上，借读费问题隐含着我们社会的深刻焦虑，其中包含了公众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信任，三千万留守儿童的福祉缺乏制度保障，城乡沟壑以经济为杠杆不断扩大，社会公平从起点就遭到削弱等内容，看到借读费背后隐含的诸多社会课题，政府和立法机关对借读费的去留问题就不能过于迟缓和怠惰。

　　中国正面临着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大流动局面，由此带来了城乡融合的大命题，借读费只是众多严峻问题中的一个痛点和一个“血栓”。这个痛点虽然小，但如果能够治愈它，却能为整个社会注入更和谐、更幸福、更公平的文明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