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校长论坛传出消息：“教育部正在调整大学专业目录，一些现有的本科专业可能明后年将不再设置。”而大学校长们对此进一步的建议是，“本科应取消管理、法律等专业”。据了解，“大学校长们的建议直接影响着教育部大学专业目录调整。”（《北京晨报》7月18日）

　　大学本科阶段设置大量如管理、法律之类华而不实的专业，其弊端十分明显，正如校长们已经指出：“本科生刚刚入校只有十八九岁，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没有必要的阅历，是不适合从事这些专业的”，“法律应该作为大学生的基础课来学习，而不是专门设置一个专业。”

　　校长们提出建议，教育部门顺应这种呼声着手“调整”、“取消”，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件非常完美、无可挑剔的事情，但是，还是有大学校长——北师大钟秉林校长继续“挑剔”了：“高校有办学自主权，设置专业或者撤销专业高校应该能‘说了算’，教育行政部门只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不难看出，钟秉林校长这里提出的问题其实是：教育行政部门取消（设置）大学专业的权力本身是否正当？也即，是否应该取消“行政部门对大学专业设置的取消（设置）权”？显然，无论是从尊重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还是从提高大学服务社会能力的角度看，钟校长的这一“挑剔”都并非“得寸进尺”，而是理所应当：在前者，这是尊重大学自身权利、维护大学独立的必然要求，而在后者，这是大学保持办学活力、满足社会人才需求的逻辑前提——很难想象，一所大学，如果连设置什么专业这样的最基本的“家务事”、都要听命于行政部门，接受后者的予夺，那还何以言独立、言责任，以及建立在这种独立责任基础之上的教育精神、创新活力？

　　然而，纵观时下的大学管理现状，我们发现，这种行政权力过度干预下的大学权利流失现象，远不止一个“专业设置权”，举凡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权力的影子可谓无微不至、不孔不入：如招生考试、招生名额，专业、教材设置，教师评价、科研、人财管理，几乎都不是大学自身可以“说了算”的。

　　“如无必要，权力不应增加”，英国思想家波普尔曾如是强调对行政权力的限制，这意味，从很大程度上讲，权力与权利之间具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多一层权力，就会少一份权利，反之亦然。具体到大学管理，也就是，不必要的教育行政权过多过滥，必然导致大学自主办学权的萎缩，而要张扬大学权利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生机活力，就必须削减大量不必要的教育行政权。

　　以此回头再来反观最近在大学校长论坛上热议的一系列大学弊端——大学教育的应试化、格式化也好，高校招生的单一化、培养模式的技工化也罢，其实都不难从这种大学“权力—权利”关系的失衡、不匹配中找到根源：如为什么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总是热衷于“应试”“格式”学生，无非是因为当前的教育评价体系是行政力量主导的——只有“应试”“格式”了，才容易体现了教育政绩；而为什么一年只能考一次、一次事实上只能选择一所大学的单一化的统招模式总是难以改变，原因当然还在于单一的统招是行政安排的结果，而这样的招生方式才有利于行政管理的方便。（《中国青年报》7.15，17）

　　“权利是实现自由的方式”（哈耶克语），个人权利如此，大学权利当然也如此，更何况后者还是社会公认的“精神堡垒”、“文明灯塔”，因此，大学权利不仅是其发展壮大的前提，更是其安身立命、维系自身品格的根本。失去这个根本，大学就不是“一流二流”的问题，而是是否“入流”的问题了。